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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堂兄樊耕農是閻錫山身邊的潛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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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作為一名隱蔽戰線上的英雄,本期講述者樊小喬先生的堂兄樊耕農受我黨指派潛伏于閻錫山要害部門,像一把利劍插入敵人的心臟。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新中國的成立,樊耕農年僅28歲就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本文旨在重視那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還原革命先驅者的英雄事跡,告慰長眠于地下的英靈。教育年輕一代,要牢記和平日子來之不易。

      講述者:樊小喬,65歲,原鹽湖區上郭鄉鄉長、運城市質量技術監督局鹽湖分局副局長


樊耕農烈士在延安(資料圖)

出生耕讀之家 從小志存高遠

  我的堂兄樊耕農烈士,1915年7月出生于運城市鹽湖區大渠街道辦事處寺北村一個農民家庭。原名運鎖,又名振鵠,后更名為耕農,1939年在延安陜北公學學習時名為樊璞。1943年12月26日犧牲于閻錫山首腦機關駐地山西省吉縣克難坡。1983年被國家民政部、山西省人民政府審批追認為革命烈士。
  我的祖父樊遇太是清末武甲,精通武術,思想進步,為開明紳士,尤其喜歡結交讀書人,支持兒女上進,舉債也要供后輩念書求學。他治家嚴厲,在家中以朱子治家格言為家訓,耕讀傳家,勤儉持家。祖父共育三子一女,長子樊寅即樊耕農之父,上世紀二十年代山西大學法律系畢業,終生以教書為業,病故于西安。二子樊宏,早年在運城求學,并在驅逐運城師范反動校長的學潮中,與耕農一同領導學潮,號稱“叔侄二樊”,1939年至1943年任永和縣長,為革命作出一定貢獻,新中國成立后定居北京。三子樊寧,即我的父親,抗戰初期在王一然指引下,1938年春進入抗大四期學習,新中國成立后輾轉成都、西安兩地以教書為生。父親一生酷愛書畫,是西安市著名書畫家。我1953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童年在天府之國度過,少年時回到父母身邊,經常聽父親講革命家史,尤其是兄長耕農刻苦學習、為革命獻身的事跡,不斷激勵著我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樊耕農從小在家訓、家風的熏陶下,學習刻苦認真、聰穎機敏、多才多藝、志存高遠。少年時就讀于山西省立第二附屬小學,成績優異。1929年考入運城省立二中初中部學習。1933年夏,以優異成績考入山西省立第二師范高中部學習。在校讀書期間他踴躍參加各種進步活動,在黨的培養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走上革命道路 成為一名黨員

  1925年,上海爆發“五卅”慘案,日本帝國主義槍殺了紗廠工人顧正紅。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國掀起反帝高潮。消息傳來,在黨組織領導下,運城成立了“五卅慘案后援會”,“二師”在中共組織下發動學生上街示威游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暴行,開展募捐活動,支援上海工人階級斗爭。當時,樊耕農還是“二師”附小四年級學生,他和同學張志義接受任務,從運城市區西街至東街進行募捐,并參加了游行示威,清查日貨。游行隊伍砸爛了當地最大的陳列日貨的店鋪“祥瑞魁”玻璃柜,掀起了鼓舞民心的反日熱潮……早年這些革命活動,在他幼小的心靈里,播下了反帝愛國的種子。
  1932年,樊耕農考入運城省立二師后,中共地下黨組織、發動進步學生成立“社會科學研究會”,這是一個公開的學術研究團體,屬中共外圍組織。它以研究社會科學為名,吸收進步同學參加,討論社會科學,傳播馬列主義,提高學生的思想認識水平和政治覺悟,發現、培養共產黨積極分子。該研究會會長由共產黨員擔任,下設研究股和庶務股,在語文教師李堯夫(共產黨員、北京大學畢業)、訓育主任張衡宇(共產黨員、北京師范大學畢業,抗戰期間任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秘書長,百團大戰中犧牲)的指導下,研究會舉辦講座,講授“社會發展史”,討論“中國農村經濟”等問題。樊耕農積極參加研究會活動。在此期間他認真閱讀進步報刊,并在王一然(時任該校教師)姑父的指引下,進步很快。后來他擔任了研究會研究股長,其戰友景秦珍(共產黨員)擔任會長,戰友丁皖生擔任庶務股長。1933年運城二師“社聯”編印《晨光》學刊,宣傳馬列主義理論,介紹蘇聯革命經驗,耕農擔任文藝編輯,設計封面,編撰革命文藝稿件。1934年,《晨光》被運城警察局局長以“鼓吹階級斗爭”為由查封,編輯景秦珍(中共黨員,曾任運城幼師校長)被捕,景秦珍托其父給耕農傳遞消息,耕農得以及時撤離,使反動軍警逮捕落空。樊耕農西渡黃河到達西安,進入西安高中。1933年9月樊耕農經張一琦、李延河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密赴延安受訓 勇擔特殊工作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北平、天津相繼淪陷,人心惶惶。在此危難之際,已考入武漢大學的樊耕農熱血沸騰、投筆從戎,毅然決定回到運城參加抗日救亡活動。他與王芷衡、屈斗三等一道創辦《河東日報》(地址在運城西街一居民后院),宣傳抗日救國思想,喚起民眾投入到抗戰斗爭中去。《河東日報》社長是王芷衡(運城縣政協委員,大渠農中校長),編輯是耕農和屈斗三(臨猗縣人,曾任運城二師教師)。當時運城尚無地方報紙,《河東日報》是唯一的綜合性油印小報。耕農擔負收錄新聞、撰寫社論、刻版印刷等繁重工作,每天工作到深夜。該報刊載了大量積極宣傳革命思想、揭露日寇暴行的文章,以及軍民浴血抗戰的英勇事跡,對鼓舞河東民眾積極參戰、支援前線、激勵士氣起了積極作用。從1937年8月到11月,耕農為該報付出了心血。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前,二戰區總部退駐臨汾,山西戰局急轉直下,閻錫山采納“犧盟會”意見,在臨汾創辦“民族革命大學”,杜任之(山西萬榮人,共產黨員,曾留學德國)任教務主任(新中國成立后為山西省民盟負責人,后任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經王一然介紹,樊耕農任該校教務辦公室干事,幫助處理日常事務。
  1939年年初,樊耕農要求到延安學習,經杜任之和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處長王世英介紹,耕農以回家探親為名,秘密到延安進入陜北公學學習,畢業后進入抗大學習。是年秋,杜任之任第二戰區軍政民訓練委員會辦公室主任,主管訓練和任免干部工作。他派張獻庭(平陸縣人,中共駐二戰區地下工作人員)借到中條山巡視教育之便,將耕農接到陜西宜川秋林鎮總部任“訓委會”秘書。從此,杜任之直接領導耕農從事統戰和情報等特殊工作。

插入敵人心臟 秘密斗智斗勇

  1939年12月“晉西事變”前后,黨中央經由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處長王世英轉達,任命杜任之為中共晉西特別組組長,歸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王若飛領導,日常工作由王世英聯系。杜發展工作人員十余名,為加強領導,深入隱蔽開展工作,王世英聯系的3名地下黨員參加了特別小組,樊耕農是該組成員,協助杜任之工作。成立后,該組織通過王世英向黨中央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
  在此期間,耕農在敵人心臟竭盡全力營救了一些革命同志。如當時杜任之聽到閻憲兵要逮捕“民宣隊”指導員劉鴻遠(后叫劉雁村,新中國成立后曾任鞍山市副市長),立即派耕農急行15里,趕在憲警抓捕之前,通知劉從山路投奔延安。
  1940年初夏,二戰區總部移駐山西吉縣克難坡,至1941年年初,執行部改組,采用“高干駐會委員”三人集體負責制,領導日常工作。執行部為辦事機關,一切軍政大事由閻錫山親自主持的“高干會議”作出決策。由于耕農長于寫作,沉著干練,又寫得一手好字,深得執行部領導干部的信任和重視,于是經杜任之運作,調樊耕農擔任執行部辦公室秘書(少將),專門負責“高干會議”的記錄和起草撰寫重要文稿。這一工作,為他給黨中央搜集重要情報提供了便利。閻錫山在召開高干委員(委員13人,連同候補委員20余人,都是高級軍政要員)會議討論問題時,耕農與會做記錄,真可謂深入“虎穴”。會后當晚,夜深人靜時,他將會議上閻錫山的語言、態度,以及討論中的重要情節寫成報告,秘密遞送“八路軍辦事處”轉報延安黨中央。當時王世英對杜任之贊嘆說:“我們的耳目安在閻的心臟了!”

阻止閻偽降日 壯烈為國捐軀

  1941年春,杜任之負責辦理的“民族革命政治研究院”移駐南村,原由地下黨特別小組領導在克難坡的工作人員與進步青年,就經常與耕農聯系。他們曾幾次召開秘密會議,根據黨的文件精神,分析形勢,進行宣傳教育。至初夏,閻錫山降日活動加緊。耕農在會上揭露閻準備降日,并發展特務組織,加強控制,并要求與會同志提高警惕,團結進步人士,宣傳黨的政策,利用矛盾,打擊頑固分子。
  在抗戰進入最艱難的相持階段,閻錫山積極準備降日,為了加強對其高級干部的控制,是年秋,閻決定開辦“秘書組”訓練一批干部,以便派給各地高級軍政干部做隨從秘書,實為監視,這對于我黨是個很有用的陣地與機遇。經杜任之活動,通過高干駐會領導組的提名,閻錫山批準樊耕農為秘書組主任干事,主辦訓練工作。
  1942年春,閻錫山積極準備公開對日投降。黨中央指示晉西特別小組:“閻錫山是個軍人,公開投降,比汪精衛對民族的危害更大。因此,必須設法阻止閻公開投降。”在此期間,由王世英處長代表我黨對閻錫山直接曉以大義,進行勸誡。同時由杜任之與樊耕農等以各種群眾的口吻,在夜間寫了幾種不同筆跡的匿名信,投入閻設置的“密告箱”予以嚴重警告。閻看后,對時任山西省主席的趙戴文談及此事時,惶惶不安、心有余悸,最終阻止了閻錫山公開投降日寇的圖謀。
  抗日戰爭期間,樊耕農直接由中共中央社會部領導,潛伏在閻錫山身邊,擔任高干執行部秘書,將大量情報及進步人員輸送到延安,并在黨組織領導下,及時挫敗閻錫山與日軍和談投降舉動,他在隱蔽戰線為我黨民族解放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被中央領導譽為“插入敵人心臟的一把尖刀”。國家安全部2008年1月編撰出版的為紀念隱蔽戰線做出特殊貢獻烈士的紀念冊《無名的豐碑》中,記載了樊耕農的英雄事跡。
  1942年2月,經上級黨組織批準,樊耕農與太岳根據地女干部劉生嵐結婚,樊耕農介紹劉生嵐入黨。王世英代表黨組織特地給他們送去200元法幣作為結婚費用,杜任之做主婚人。他們結婚時,通過運用閻錫山高干中的矛盾,讓閻錫山親信梁某做了證婚人,并在閻區權威報紙刊登了結婚啟事,二戰區黨政軍界高干240余人應邀參加婚禮。結婚后,劉生嵐積極配合協助樊耕農為黨工作,通過她同閻錫山的五妹子閻慧卿的親密關系,搜集傳送了大量情報,同時也引起閻錫山集團一些頑固反動分子的仇視與猜忌。
  1942年春,當閻錫山與日本侵略者舉行“安平會議”時,閻錫山故作姿態,發動所謂“晉西革命根據地大保衛戰”,將閻總部大部分干部編為幾個戰地工作團,派往各地專區進行“戰地工作”,“秘書組”干部、學員全部編入“戰地工作第四團”。后有人向閻錫山密報樊耕農是“共產嫌疑分子”,因此,1943年春樊耕農被調離二戰區總部秘密監禁,由“駐會高干”連續進行審查。在沉重的壓力和酷刑下,樊耕農堅忍不屈沒有出賣組織。后因為備受折磨、身患重病。閻集團不給治病,反而更加施壓摧殘,致使樊耕農病情愈加嚴重,于12月26日,不幸辭世,年僅28歲。
  樊耕農被閻錫山監禁審查時,杜任之也遭閻錫山扣押。在十分艱難情況下,杜仍然想方設法前去樊耕農窯洞探視,一對堅定的共產黨人、親密戰友相互鼓勵,表示要堅持斗爭到底。樊耕農遭監禁時,懷孕的劉生嵐堅持在前方工作,獲悉樊耕農病危后,一路坎坷,趕了五天路程回到克難坡。讓劉生嵐沒想到的是這次見面,竟然是她和丈夫的訣別。劉生嵐強忍悲痛,在杜任之、沈洪江等戰友的幫助下,將丈夫安葬。一位堅定的年輕戰士,不忘初心、忠于信仰的無名英雄,從此長眠于黃河之濱。 (記者 孫云苓)
(編輯 吳琪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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